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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章 最后的红衣（第3页）

“婷婷……婷婷你怎么不等我回来……我们说好的……说好等我回来去吃火锅的……你怎么就……”他语无伦次地哭喊着，滚烫的眼泪瞬间浸湿了红色的布料，留下深色的、无法磨灭的泪痕。

当取证人员上前，想要按照程序将这作为关键证物的红色羽绒服收走时，高磊像是护崽的猛兽，死死抱住不放，双目赤红地瞪着对方，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：“这是我的！这是她的！这是她最喜欢的衣服！你们不能拿走！留给我！求求你们留给我！”

最终，在警方和心理医生的反复劝说下，出于破案的希望，高磊才极度艰难地、一点点松开了手，眼睁睁看着那件红衣被装入证物袋带走，仿佛带走了徐婷最后一点温度和存在的证据。

徐婷下葬后，高磊没有离开这个充满痛苦回忆的地方。他关闭了“婷美服装店”，但也没有转让。他将店铺重新简单装修，开了一家小小的、只售卖油盐酱醋和简单日用品的杂货铺。店铺的格局几乎没有改变，只是货架取代了衣架，商品变成了最普通的生活必需品。

然而，在这间杂货铺最显眼的位置，正对着门口的那面墙上，始终挂着一件崭新的、与徐婷遇害时穿的那件一模一样的红色羽绒服。那是高磊跑遍了白银市所有的商场，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同款。他每天开店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仔细地擦拭那件挂着的红衣，不让它沾染一丝灰尘。

他自己也几乎变了一个人。不再跑长途运输，终日守着这个没什么生意的小店。身上总是穿着徐婷生前织给他的一件旧毛衣，眼神空洞，常常对着那件红色的羽绒服发呆，一坐就是大半天。有顾客来买东西，喊他好几声，他才仿佛从遥远的梦境中被惊醒，茫然地抬起头，动作迟缓地拿取货物，找零钱时也常常出错。

好心的邻居和亲戚看他年纪轻轻，劝他振作起来，甚至张罗着给他介绍新的对象。高磊总是沉默地摇头，声音干涩而固执：“我等她。她会回来的。她只是……出去买东西了，还没回来。”

在他的卧室里，床头柜上摆着他和徐婷的结婚照。照片上的徐婷，穿着红色的中式礼服，笑得一脸幸福甜蜜，依偎在高磊身边。而高磊的枕头下面，则常年压着徐婷留下的一条红色羊绒围巾，那是他每个难以入眠的夜里，唯一的慰藉。

半年后，警方在针对徐婷案进行新一轮排查时，再次找到了高磊，希望能从他这里得到更多关于潜在嫌疑人的信息。高磊努力地从巨大的悲伤和混沌中挣扎出来，回忆着案发前几天店里的情况。

“好像……是有一个男的，”他揉着胀痛的太阳穴，声音沙哑，“身高……跟我差不多？可能一米七五左右吧？记不清具体样子了，好像戴着帽子……他手，对，他递钱的时候我看到，手指特别粗糙，指甲缝里……好像有点黑。说话……说话声音有点哑，好像还有点鼻音，闷闷的……他说……他说要修东西，问有没有耐脏的外套……”

这些特征，与之前几起案件中推断的凶手形象部分吻合。然而，当警方问及那张诡异的名片时，高磊却一脸茫然，毫无印象。那张名片被凶手刻意留在了后院，一个高磊当时情绪崩溃状态下根本不会注意到的角落，也未曾被其他早期进入现场的邻居发现。这条凶手留下的、看似最“直接”的线索，反而成了专案组内部一个混乱的谜团。

二零零二年的夏天，专案组会议室。气氛沉闷得如同暴风雨前凝固的空气。窗户开着，但吹进来的风也是热的，无法驱散室内弥漫的焦虑和无力感。

墙上那张巨大的案件线索图，时间轴最终停止在“2002.2.5 徐婷案”这个节点上。一条红色的粗线在这里戛然而止，仿佛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。桌子上，摊开着徐婷案的所有物证：那枚毫无新意的十字螺丝，那根熟悉的蓝色工装纤维，以及，最引人注目也最令人困惑的——那张空白的名片。

周建军坐在主位，手指间夹着的烟已经积了长长一截烟灰，他却浑然不觉，只是神色凝重地看着面前厚厚一沓、却毫无实质性进展的排查报告。赵长河坐在他对面，不过四十二岁的年纪，两鬓却已经过早地染上了霜白，眼角的皱纹深刻如刀刻。他疲惫地靠在椅背上，闭着眼睛，但紧锁的眉头显示他并未得到片刻安宁。

大量的警力被投入到对xx路及周边区域所有五金维修店、相关从业人员的地毯式排查中。然而，结果令人沮丧。没有任何一家店铺承认印制或使用过这种粗糙的、无姓名电话的名片。名片上那个“xx路五金维修”的地址，经过仔细核实，发现它指向的是xx路一个“虚构的中段位置”——那里可能是一个电线杆，可能是一面墙，也可能是一个垃圾桶，但绝不存在任何一家实体店铺。

凶手留下了一张看似可以追踪的名片，却精心抹去了一切真正具有指向性的信息。这更像是一种嘲弄，一种对警方侦查能力的公然挑衅。

林岚的检验报告再次确认了物证的同一性：“徐婷案现场的十字螺丝，与之前系列案件中的螺丝，在规格、材质、甚至细微的使用划痕上完全一致。蓝色工装纤维的材质和颜色，也与包头案、李玥案中发现的纤维和纽扣吻合。可以确定，是同一凶手所为。”